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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董事会行为以及董事激励与约束两个维度观察董事会是如何具体行事的。我们仅以其中的几个指标为例来进行分析。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2017年，董事会有明确的高管考评和激励制度的公司比例不到60%；有明确的董事考评和薪酬制度的公司比例略超30%；在内部董事与外部董事之间建立了明确的沟通制度的公司不到3%；建立了董事会备忘录的公司不到5%；公布董事考评/考核结果的公司比例和有董事行为准则相关的规章制度的公司比例都未超过1%。从这组数据不难想象，缺失的董事会机制设计，势必导致董事行权时的随意性，董事长一人独大的现象比较普遍。

北师大刑科院暨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秘书长吴沈括指出，草案要求企业提升对于第三方接入业务的制度化管理，这一制度设计强调企业介入第三方接入业务管理，为用户的权利保护进一步提供了二重保障。此外，企业还应向个人信息主体明确标识产品或服务由第三方提供，并督促和监督第三方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加强个人信息安全管理，发现第三方产品或服务没有落实安全管理要求和责任的，应及时督促整改，必要时停止接入。

再以三个最为重要的专门委员会即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为例。在董事会下设这三个专门委员会已成很多国家上市公司的惯例，而且要求审计委员会全部由独董组成，薪酬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要求由50%以上的独董组成，目的是保证公司审计、高管贡献评价和提名的中立性，避免造假、欺诈和营私舞弊。在我国上市公司中，2017年设立审计委员会的国有公司比例为88.24%，但全部由独董组成的国有公司比例仅为3.61%；设立薪酬委员会的国有公司比例为91.65%，但独董人数达到一半的国有公司比例仅为19.57%；设立提名委员会的国有公司比例为74.67%，但独董达到一半的国有公司比例仅为20.97%。可见，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在董事会中设立三个委员会的比例已经比较高，但独董的占比却远未达到国际通行的标准。如此低的比例，很难保证三个委员会的中立性、客观性和严肃性。

由于在酒店偷装针孔摄像头的行为较为隐秘，涉案器材体积很小，极易被隐藏安装起来，而酒店房间数量众多，又缺少专业人士，导致针孔摄像头不易被察觉。对于此类违法行为，仅靠客户和酒店来排查，技术难度太大，打击力度也有限。因此，从遏制偷装针孔摄像头的立场看，应依靠法律制度，对违法者进行严厉惩处，让其付出相应的法律代价。目前，警方对于类似案件的查处，受制于法律定性较难，一般是按照治安案件处理，处罚力度稍显过轻，未能达到惩戒效果，需要完善相关法规，从刑法惩治角度入手解决。

在全球范围内，花总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表示，“有的国家及地区稍微好，像日本稍微好一点，然后有的地区就很差，香港就很差。当然还有一些经济发展水平不如中国的地方，反而还比较认真，像越南。”花总表示，这些指的是五星级酒店，普通的他没住过，“不好说。”

5多年来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中国企业能够走多远，中国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能发挥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两个轨道，一轨是制度环境，一轨是社会文化环境。制度环境的关键是法治化的市场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关键是理性、客观、文明、负责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国企业不需要浮泛的赞美，但也需要社会的支持。我们的社会要有更多开放之心、同理之心、建设性批评之心。